北京地下生意链：垃圾站也能层层转包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同时，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东西——比如家用电器。2013年北京市民抛弃的电视合计2.4万吨;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4.6万吨。

很多人埋怨，由于家庭垃圾分类处理推进迟缓，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及时消化而导致堆积。其实，从装运开始，在分类或者混装的同时，这些垃圾也在经历一场旅行，而一条生态链也由此形成。

承包垃圾站者又转包给别人

如果钱三友在清河小营情上园小区承包的垃圾站被关闭，这将是他手上被关闭的第5个垃圾站。

这位河北廊坊人，10岁就做垃圾处理工。他说，目前在北京这个生意越来越难做。不过，对于中国更多城市而言，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

作为这座垃圾站的承包者，钱三友说，这种生意的源头自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四川老板到北京，承包了一些小区的垃圾处理业务。

正如通常模式，钱三友把垃圾站又转包给别人，一般是类似于清上园垃圾站这样的一家人。钱三友每月给他们每人500元，而出售“可回收垃圾”的收入则归他们所有。垃圾站虽然地处小区外，但场地和一些设施都是小区提供的。这个小区每天大约可以运出3吨垃圾，而被清理过的“无用垃圾”，要以200元一箱的价格交由环卫部门处理，这200元由他支付。

分选线上也能出来个iPhone手机

全北京通过环卫部门流动的垃圾，终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市东南四环小武基桥西北角的小武基大型固废物分选转运站。

这座建立于1997年的工厂，现在每天要处理约2000吨生活垃圾，主要来自朝阳区东部和南部，以及老宣武区等区域。

站长杜建刚告诉记者：“一车垃圾，进入转运站10分钟后，经过六道处理，变成焚烧料、做堆肥的有机料以及可回收的塑料、纸张等三部分。”无论何种来源，首先要人工分拣，挑出大石头、长枝条、木料等“障碍物”，然后开始自动分拣流程。

滚筒筛，在直径3米、长约10米的设备中旋转，使轻物质，如塑料、纸张、编织物等可焚烧物分离。振动筛，通过物理振动，将剩余的垃圾分为有机料和无法回收处理的残渣。

在以上两个筛选过程中，同时进行磁选，将金属单独分出。在分选之后，占比大约45%的焚烧物在打包封闭后，被运往高安屯或者鲁家山焚烧厂进行焚烧;另外，45%的有机物被送到南宫堆肥场或者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最后，10%左右的残渣，则被送往北神树垃圾填埋场。杜建刚告诉记者，在整个分选线上，价值高的东西不多，金属约占1%。但有时候，自动分选线上能出来个iPhone，一会儿又能出来个三星。

有些尴尬的“正规军”

相比私人承包，垃圾处理的“正规军”则有些尴尬。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兴告诉记者，北京市每年约产生废旧饮料瓶20万吨。他们的企业如果满负荷生产，可年处理5万吨。但现在因为原料不足，仅能完成约50%的生产工作。

按照他们掌握的情况，目前北京地区约有300余家没有资质的塑料瓶加工作坊，处理了绝大多数废旧饮料瓶。

作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这家工厂用2亿元购买了全套进口设备，建设了全封闭处理系统以及水处理系统，但却无法与私人垃圾处理承包人竞争。

“作坊里没有处理水设备，缺少所有环保处理环节，成本比我们低很多”。高兴表示，与作坊相比，第一个不同是废水处理，第二个就是最终产品的纯净程度不同。

因为一旦处理后纯度“降级”，将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更大负担。目前，国内饮料企业还没有能够接受这种再生料的，“盈创再生”的此类产品只销往可口可乐一家，但已供不应求。为了解决废旧塑料瓶的来源问题，2011年“盈创再生”开发了饮料瓶回收机，并在地铁站、学校等公共场所投放了300余台。“效果超出预期。”高兴说，“按照政府提供的数字，社区收废品这个群体在北京有30万人，我们希望将来能将他们纳入我们的渠道，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层层加价的环节，改善北京的垃圾处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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